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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为何没有《菊与刀》

来源:南方都市报 添加时间:2015/2/8 13:40:41 点击率:
中国的日本研究与日本的中国研究一样,都堪称显学,但“ 显”的程度不同,时期各异。就中国而言,史上曾有过数度繁荣期,最近的两次潮涌,分别出现于八十年前(1931- 1945年)和三十年前(1980年代)。虽然从性质上说,两个时期迥异:前者是敌对期,后者是蜜月期。但二者的共同特征,是背后都有明确的国家战略背景:前者,旨在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成因及其战略指向,以“ 知己知彼”,谋求抗战的胜利;后者,旨在通过历史和解和邦交正常化,以“ 向前看”的姿态,融入国际社会,进而加速现代化。
 
在这种“ 过于”明确、甚至不无功利性的战略诉求之下,每一次“ 知日”高潮,都会催生一批本土的学术精品,有些则已沉淀为经典,如周作人的《日本管窥》、蒋百里的《日本人———一个外国人的研究》、《高宗武回忆录》(高宗武)及吴廷璆的《日本史》,等等。但相比较而言,本土的学术成果,无论多么“ 精品”,也难与从西方(包括日本)舶来的经典著作抗衡,譬如鲁斯·本尼迪克特(R uthB enedict)的《菊与刀》、埃德温·赖肖尔(Edw inO .R eischauer)的《日本人》和升味准之助的《日本政治史》(四卷本)等。犹记得1982年前后,在《读书》杂志上读到金克木先生评介《菊与刀》的文章和偷看父亲带回家的白皮本“ 内部读本”《日本人》(删节本)时的激动。按说三十年弹指,改革开放,两代人从东瀛负笈归来,有个把本土版的《菊与刀》、《日本人》应该是不足为奇的事情,没有反倒奇怪了。然而,“ 这个,是真没有”。不仅如此,六十五年来,我们甚至未能贡献如民国时期的戴季陶、周作人和蒋百里一流的人物,殊为憾事。
 
个中原因,是多方面的。首先,1949年以后,中日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,制度性差异之大,超过了史上所有时期。特别是改革开放(1978年)前的三十年,中国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主流之外,知识社会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描述,几乎成了“ 想象的异邦,飘忽的照准”。改革开放后,状况虽然有所改观,但一切以经济为中心,加上日本“ 泡沫经济”崩溃前,景气干云,又有傅高义(EzraFeivel V ogel)等西方学者抬轿助阵(所谓“ 日本第一”),形成“ 经济一边倒”的局面,反而遮蔽了日本在社会、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。而“ 泡沫经济”破灭后,日本的成功神话亦随之轰然倒地,在中国人的眼中,仿佛一夜间就从“ 第一”变成了“ 失败”的社会。于是,国人的目光越过日本海和东海,开始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,日本国内日益蔓延的、以所谓“ 失去的十年”、“ 失去的二十年”为代表的失败情绪,客观上加剧了这种状况。至此,日本从曾几何时国人心目中现代化的模本,蜕变为一种面目模糊的暧昧存在———原来的那些关注的视线,也逐渐失焦、转移。
 
除此之外,不得不说,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压力,仍然束缚着我们“ 知日”的触角。譬如,尽管不止一代中国青年是读日本动漫长大的,但真正能合法引进出版的日系动漫却少得可怜(充斥于网上和坊间的绝大多数是海盗版)。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,最近,南方一家出版公司经多方努力,终于出版了流行漫画《深夜食堂》的中文版。但其中,涉及出场人物———一位脱衣舞娘的情节,成了瓶颈。出版方为了使这部长篇漫画能顺利在中国落地,征得版权方的谅解后,竟然单方面为脱衣舞娘“ 穿”(画)上了比基尼泳装。这个“ 画蛇添足”的桥段,微妙地诠释了现代东洋文化在中国传布的现状,同时也折射了何以本土的日本研究学界至今仍无法孕育一部《菊与刀》的深层原因。